【带领整个团队，创立新苗基金5年，募集1100多万善款，救助贫困病人137人，帮助众多病患重新“挺直腰杆做人”……一连串的数字背后，是中山一院脊柱侧弯中心主任杨军林背负的责任和艰辛。307名海内外脊柱侧弯病患等着做手术，望着病人焦灼的目光，他默默将这份责任变为前进的动力。“做手术好比攀登在悬崖一样，稍有不慎，都会断送一条性命”，因此，杨军林也被喻为“危险雕刻师”。】
 
“那么多的期盼和责任，推着我们向前走。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，让这份慈善事业一直走下去。”
   
很小的时候，我的愿望是挺直脊梁，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然而，上天却跟我开了个玩笑。受够了冷眼，连梦也歪曲，我甚至想消失，将自己永远隐藏起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遇到了你……
 
杨医生，谢谢你！
 
每场手术如同危险雕刻
 
下午两点，50岁的杨军林和他的团队连续奋战了几个小时，一台脊椎矫治手术终于完成。休息了一小会后，杨军林马上又与助手一起研究从顺德转过来的病例。摆在桌面上的两台手机也不时响起，都是来自各地的咨询电话，杨军林快速接过，解答对方的问题，马上又投入到手头上的病例中。
   
这样快速运转的节奏，是杨军林工作中的常态。部队出身的杨军林，做事雷厉风行。工作中每一个细节都追求尽善尽美。去年，他带领整个团队，完成了230多台脊柱矫治手术。脊柱矫治是杨军林重点研究的课题，每一次手术都如同是一场危险雕刻，因为稍有不慎，患者轻则瘫痪，重则死亡。
   
根据相关资料显示，脊柱侧弯目前在我国青少年中发病率为1%-3%，约有0.25%-0.27%的患者需要通过手术治疗。但脊柱侧弯手术又是骨科中最大、最复杂、风险最高的手术之一，是骨科中的“皇冠手术”，无论是脊髓神经，还是心、肺、胃、肠，都极易引起并发症。
    
“一些患者面临着两难境地，不手术难以维持基本生活，但做手术又可能危及性命。”杨军林说，不少脊柱侧弯患者在生活中抬不起头、挺不直腰，承受着巨大的身体和心理负担，有的甚至整个家庭都被拖垮。
 
创办基金救助贫困患者
 
2005年，中山一院只有12例脊柱矫治的手术，大部分前来求医的患者只能失望而归。为了破解脊柱矫治手术的难题，2008年，杨军林和他的团队成员到美国、丹麦、日本等地的国际顶尖脊柱侧弯中心取经，攻克脊柱矫治的技术难关。2008年，同样的手术病例攀升至108例，到2014年已达230多例。
    
杨军林带领着他的团队，闯出了国内脊柱矫正的奇迹。名声四起后，求助的病人也接踵而至，目前来中山一院求医的患者，60%以上来自省外，甚至海外。
    
脊柱矫治是一门大手术，部分患者要多次手术，医疗费用巨大，少则六七万，多则数十万。看到一些病人尤其是青少年患者因家庭经济困难，在医疗救治面前感到绝望，杨军林受到极大的触动，“国外进行这类手术不用钱，国内患者却要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。”
    
经过两年的东奔西走，和各类慈善机构牵线搭桥，2010年5月16日，杨军林的愿望成为现实——中山一院脊柱侧弯中心与广东省青基金会共同成立“新苗基金”，为0-28周岁贫困家庭的青少年脊柱侧弯患者提供慈善救助。这也是国内首个专为脊柱侧弯患者提供救助的专用基金。
    
作为新苗基金的创立和负责人，杨军林一边忙于筹集资金，一边筹划手术方案。5年来，新苗基金已募得善款1127万元，申请人数达307人，累计资助价值955万元，帮助137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完成手术，并且无一例产生严重并发症。
 
多名患者挺起胸膛获新生
 
“感谢刚刚过去的一年，你们接纳我这个来自西南重庆贫困家庭的小女孩，让我挺起胸膛的梦即将变成现实……”2015年的第一缕阳光到来前，杨军林的手机里收到了患者小琳（化名）这样一条短信。来自安徽的病人小郭（化名）也告知杨军林，术后一年多，身体恢复得很好，已经在一家工程公司工作了5个月。
    
看到病人的生活展开了新的一页，杨军林感到满心的安慰。曾经，脊柱重度侧弯的小郭只有150多公分，因家庭困难无法进行手术。2012年，他向新苗基金提出申请，第二年获批，并于2013年11月29日完成了手术。术后他的身高“长”了14厘米，肺功能趋于正常。
    
23岁的患者小菲（化名）脊柱侧弯，从小就很自卑，曾以死相逼想放弃学业。父母倾尽家财，带着她走遍全国的大医院，没有一家敢收留：她术后有90%的可能会瘫痪。2013年6月，在新苗基金的资助下，小菲成功做了手术，身高从160多公分“长”到172公分，目前已回归大学校园。
   
杨军林的努力不但获得了患者的认可，也获得了社会的认可。近两年，他先后获得了首届“中国好医生·医德高尚奖”、“广东好人奖”，携团队获“广东青年五四奖章”、“广东红棉杯扶贫济困优秀项目”，近日更被评为“2014年感动广东十大人物”。
 
医者自语：
治病救人是职责和本能 望各界同关注医疗慈善
 
在中山一院新手术楼脊椎外科，杨军林正忙个不停。每天8点前回到办公室，出门诊、做手术、各地奔走募集资金，超负荷的工作让他的身体亮起“红灯”。
 
动手术时精神高度紧张，血压升高就像坐过山车；长时间低头做手术，颈椎神经受压迫。有时候，他也要停下来，让别人在自己身上动手术。
    
杨军林说，“医生这个职业和消防员一样，当你处于休息状态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一个人身处火中，如果不去救他，内心难道不会愧疚吗？我会坚持，是出于一种职责和本能，我相信大多数同行也是同样的心态。”
    
尽管技术难关已被一个个攻克，手术量也上去了，杨军林依然忧心忡忡。“来求助的病人越来越多，我们本来打算使通过申请的患者半年就能排上做手术，现在却要等上一年半到两年，医生、床位、慈善资金严重不足。”
 
杨军林不无忧虑地说，“那么多的期盼和责任，推着我们向前走。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，让这份慈善事业能一直走下去。”